读《上海生死劫》与《乌合之众》

《上海生死劫》(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)是郑念写的个人回忆录,记述了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84年在美国生活的这段时间的个人经历。 书中既详细地记录了各种政治事件,也仔细地记录了这些事件怎样影响到她个人,并力图分析这种个人和政治事件之间的关系。

(一) 优雅的郑念

第一眼看到这本书的封面的时候,着实被惊艳到了,这位70多岁老人的笑脸,让我注释良久,优雅、坚毅、高贵,绝对是位美丽有气质的老太太。我不禁想,多希望70多岁我也能有这样的眼神和仪态,‘比骨瓷更美更硬的灵魂’来修饰这位女士,实在太贴切不过。

入狱六年半,虽然受尽折磨、殴打、审讯、肮脏、饥饿、病痛、孤独、对亲人的苦苦思念,即使经历这样的遭遇,郑念,依然能在狱中表现出自己天生的傲气和贵气,保持独立思考,坚守自己的尊严,不肯为了减刑的诱惑而撒谎、投降。

想起文革中,多少人为了自保,而妥协,而出卖自己的灵魂,我深知在那样的惨无人道的虐待下,一般知识分子很难保持铮铮铁骨,即使灵魂做的到,被折磨的肉体做不到,但是郑念这位出狱时只有83磅的女性做到了,所以在看这本书的过程中,除了对那个红色年代深深的无奈,也看到了郑念带给读者的力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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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乌合之众

早在1895年,法国人勒庞在其著作《乌合之众:大众心理研究》中就指出:民众是盲目的,缺乏理性的,依赖于信仰与权威的引导,在近乎宗教般的革命激情中,会退化成一群野蛮、善变、极端的原始人,在少数人的怂恿下,民众会毫不犹豫地做出骇人听闻的暴行,事后却要求爱国主义的荣誉勋章。

《上海生死劫》中描述的红卫兵和造反派,就是这样一群乌合之众,在当时的个人崇拜下,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所造就的恐怖、专横和非理性,达到了何等匪夷所思的地步,社会上充满了人性恶的竞相表演,勒庞说“孤立的个人很清楚,在孤身一人时,他不能焚烧宫殿或洗劫商店,即使受到这样做的诱惑,他也很容易抵制这种诱惑。但是在成为群体的一员时,他就会意识到人数赋予他的力量,这足以让他生出杀人劫掠的念头,并且会立刻屈从于这种诱惑。出乎预料的障碍会被狂暴地摧毁。”正是每个平庸的邪恶,导致了集体的灾难。

面对红卫兵们的“打砸抢”,郑念也在书中写道:“能否说,我们每个人身上,都潜藏着一种天赋的毁灭狂?我们所披着的文化外衣是十分脆薄,不堪一击的,事实上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潜伏着一种兽性”

我在思考,为什么文革十年灾难过后,一直对它发生的历史文化原因讳莫如深,为什么一句'向前看'就可以让人停止追问,对历史的思考和研究能够防止历史重蹈覆辙。谁能保证这种荒谬的状态在今天不会重来?虽然教育水平提高了,中国不再是个未经启蒙的群氓社会,科技进步了,网络让民众有了更大的自由。但是越来越重的生活压力,越来越大的贫富差距,让很多草根阶级很容易被煽动,只要看看网易新闻,看看微博上对热门事件的评论便知,社会中依旧充斥着暴力倾向、暴力思维、暴力语言。

希望群体性暴力不再来,希望我只是杞人忧天。

(三) 文摘

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虚张声势,给人民群众过多诺言,但事实上根本没有改善人民的生活情况,也没有使他们的前途得到新的发展。中国人民仍然贫困、物资短缺以及没有个人选择。文化大革命仅仅引起了一系列新的情况,使一些青年工人以厚颜无耻和讥诮嘲讽的态度,适应这种新环境而已。

生活,似乎只是一条布满钻心的疼痛和苦难的漫长之路,我只有尽力迈着沉重的步履,沿着它艰难地跋涉攀越。

集权统治下的人民,由于受高压,心智处于扭曲状态,人人自危,没有安全感。自然谈不是存有悲悯之心了。

这些军队高级将领的子弟,成了中国的“后门人物”,可以与警方交涉押放罪犯的恶讼师。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理任何问题,从分配房屋到调动工作,直到进出口贸易。因为他们能利用自己的私人圈子内的社交网满足此种要求,而不必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。

毛语录:革命不是请客吃饭,不是做文章,不是绘画绣花,不能那样雅致,那样从容不迫,文质彬彬,那样温良恭俭让。革命是暴动,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。

知识分子最天真,最容易受骗上当了。待醒悟过来,却已经为时晚矣。由不得自己了。“人为刀俎,我为鱼肉”是也

不论我在这里的遭遇如何,但当我面对告别上海这个事实时,我还是觉得十分伤感。中国人,都持有浓厚的乡恋,不论我们走得多远,离开多久,但最后总希望能倒在自己的故土上,所谓:‘树高千丈,叶落归根’吧。不过,我已铁了心永不回来了。我宁可客死他乡,死在任何愿意接纳我的国家。现在,我马上要离开了,我觉得内心十分惨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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